立秋已过，突然冒出个想法，总结一下自己这人生从未遭遇过的CD的2010吧。
2010.1 浑浑噩噩，终日泡网度日，避世，害怕交际，怕见生人，老公曰：你回你宿舍去抑郁，少在我这！好吧，我承认，我真的很难受。
2010.2 拒绝屡次面试+大年30晚上回广州过年，30中午在“社区食堂”吃过饭，看着已经没什么人气的上海，准备回到那个过年更没什么人气的广州，老妈说我精神状态不好，魂不守舍。
2010.3 继续避世，被鄙视，自卑，难过，绝望，同学来探望我，也觉得我状态不对，“蔫”。老板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出阳光那天，我报名去学车了，想考个驾照，扩大生活半径，开阔一下心胸。
2010.4 生日过得很不爽，自己花钱请老公吃饭，无礼物。月末去郑州洛阳及老公家玩了一圈，来自于老公家给我的压力巨大无比，我又有些喘不过气了。不过这算是2010最让人开心的一段时光。
2010.5 五一放假回来，继续学车。老板依旧发牢骚表示他的不满我崩溃，表示愿意退学。有这想法后突然有种解脱感，不过日子依旧。月末，老公第四次打我，我忍无可忍，终于拨了老妈的电话，第二天，老妈抵沪。看见憔悴的我，落泪，我哭泣不止。
2010.6 从学校宿舍搬回来住，发现老公一天比一天晚回家，老妈表示怀疑，我却给予他极大的信任，说：他很忙的，放心吧他不发脾气的时候对我还不错的。结果有一天，看到老公qq开着，我手贱~~月底，离婚了。我曾为这份感情保留了最美好的那一块自留地，我不要房不要车，不要存款，我承认我也喜欢过别人，但我没出过轨，没上过床，没牵过手，没许过什么愿望。就那么喜欢着而已，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婚姻，而老公却如此之不珍惜，好吧，我什么都不要了。
2010.7 伤心中，每天睡+哭+反省自己2年多的不是，月底，老公的小三打电话过来骂我精神病疯子，好吧，随便吧。我承认我嘴笨，她骂我我只有听着的份，不过当然我脑子不笨，写了封让她能难受好一段时间的e-mail给她，她哭哭啼啼跟我前任老公告我的状，好吧，我没想出手那么狠的~
2010.8 慢慢调整心态，继续学车，难度是大大的，荣安改变教学策略的，网上见缝插针预约教练练车，我6个小时的课，约了6个教练，好吧，我承认我什么都没学到，每个教练上车后都先把前面的教法推翻~我茫然了，这还能过么？公司还那么有一搭没一搭的筹划中，估计月底就有消息了~
这半年，浓缩了人生的多少苦的精华啊，终于看见曙光了，自己鼓励一下自己~也感谢那么多家人朋友和同学的鼓励，生命周期几十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苦着自己，女人，真的要善待别人的同时更要善待自己！
温秀秀，津门人氏，名讳不表，未置字，生于民国三十二年，卒年不详。秀非本名，乃民间之号。秀时任宰相，好四处出游，每至一处，或指点江山，或背诵古文，偶啖民工盒饭滋味，或演书法于幼童之前，尝为白血患儿捐款一万，路遇奄奄草民亦曾落泪。其形其影，宛如走穴之明星，故民间称为秀秀，此号虽不敬，却十分贴切，更无人可寻得它词。
初，秀为大内总管，历练数十年，深谙其中奥妙，磨砺得八面玲珑，四处得心应手，终官至宰相。
西元二○○六年，猪肉价格飞涨，穷苦百姓数月未尝肉味，秀秀赶至养猪大户家，高呼大家多养猪，把肉价降下来。岂料肉价越涨越高，众人笑谈：八戒之身价高过唐僧。转至二○○九年初，西洋墨西哥国传来猪流感，猪肉无人问津，价格大落。世人笑曰：秀秀终不及一流感耳！
西元二○○六年起，举国房价大涨，购一百平米仅70年使用权之毛坯房，需费普通百姓一家三代之积蓄。男无才无貌有房者，联姻之人趋之若骛；男有才有貌无房者，乏人问津，势利如此。二○○八年金融危机爆发，房价一度下跌，百姓似见一丝曙光。地方衙门卖地收入大降，吃喝奢用财政告急，因此急护房价不跌，南京周久耕者即为“急公好义”之吏（见周久耕传）。秀秀为保八帕之经济增长率，令中央各钱庄大肆放贷，房价复涨。房产商举额相庆，众百姓希望破灭。
自秀秀为辅以来，频现怪状。朝廷走火入魔追求GDP至八帕，统计官署为数字好看，大学生被就业、居民收入被增长。
衙署无不为当地最豪华、最气派之建筑，官车自德意志帝国之奥迪换为更高级之宝马。买官卖官盛行，以深圳府许宗衡等为典型。地方衙门以圈地卖地敛财，推高房价。荒芜之地，动辄拍卖过亿元，需房百姓陷入水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有官府背景之商人奢侈糜烂，主事者一人一日可费万金消费，数年即敛财过亿。一吊灯据称上千万，每平米装修近五千元。电力石油通讯垄断经营，动辄涨价、一面勒索百姓，一面向朝廷索要巨额补贴。
房产奸商穷奢极欲、绑架朝政。昔有国舅、宦官把持朝政，此时则为房产奸商。奸商才大气粗，肆无忌惮，一有要求降低房价之呼声，奸商辄威胁朝廷：房价下跌银行先死。朝廷投鼠忌器，终致房价年复一年水涨船高，奸商摆宴高调庆贺。任志强者，为房产奸商之喉舌也。
后太史公曰：此乱象非秀秀一人之故，是其时也。纵镕基再出，亦无奈。然秀秀为辅，难辞其咎也。
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研究，苏共的悲剧之源，不在于个别问题上的失误、失策，而在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主权在民、公民权利至上，从而与君主专制的主权在君、君权至上相区别。宪政民主的具体内容虽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分权制衡。
宪政民主发端于十七世纪，成熟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宪政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政治体制建设，是顺此潮流还是逆此潮流？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新生的红色政权选择了反潮流的道路。于是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苏联国家亿万公民的命运，祸福安危，就此埋下了伏笔。
苏共反宪政潮流，略举四例：
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二、“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三、以党代法、滥杀无辜
四、内定选举、自挖墙脚
Source:炎黄春秋
留给我们的是 计算 + 思考
常觉得好笑，儿时脖子上系着红领巾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还乐此不疲。由于在少年宫学习声乐，还被学校的合唱队挑选为领唱，心中对共产主义的那份向往啊，但实际上是什么，我不晓得啊。
待到中学开始学习政治，老师教导我们——–人类社会的趋势于大同，最终必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共产主义的前期，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听完这些观点，再回头看看我们的同学，大家仿佛都在怀疑—这个可能么？可是教科书上说了，这是必然的，要考试，就要背观点。假话说了一万次虽然也成不了真话，但却深深地刻记在脑海里——我们是要去实现共产主义的。我们的生活虽然暂时很不完美，但最终会贫富均衡，实现大同的。脑就这样被洗了，自己也浑然不知。
待到上了大学，刚入校团支书就通知大家：每人交一篇发自肺腑的入党申请书啊。我心中大为不解，发自肺腑可以理解，要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写出来的东西的确是发自肺腑的，可是为什么要每个人？我对共产主义持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么？在跟支书小辩论过几次之后，全班就只有我和我同屋两个人没有交。我们就是组织上看不惯的后进分子吧。随之而来，信仰还是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学们开始上党课，有些入了党。然后差距又有了。党的各种好处也都享受到了，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挡都挡不住。尚好我对这些东西根本不入眼，也就无所谓羡慕或是嫉妒了。
找工作了，用工单位提问题：你为什么不是党员啊？我愕然。惊讶这问题之余背后还嗖嗖透着些凉气。重新定位着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不是这辈子只能给老外或私人老板打工才不会受到来自组织上的歧视和排挤？于是，我找了一家瑞士的公司。
瑞士—–然后我发现我一直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被打垮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可是瑞士怎么会更像一些呢？况且在这个连国民都记不住自己国家领导人名字的国度里，没有经过共产主义的初级，中级，高级的教育，但人们生活的更像是早就习惯了平和大同的世界。我汗啊，白白浪费我多少青春宝贵时间的共产主义教育长城在我脑海里瞬间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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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之先生的文题做标题，以表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读胡适：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怀疑一切的学术风格，海纳百川的兼收并蓄，坚持真理的不凡气度，致力于民族文明进步的孜孜不倦，实为我辈修身齐家济天下的楷模！！
说来惭愧，窃听风暴这部电影一直都放在硬盘里，却没有想看的欲望，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给自己找的各种借口在今天看完这部电影后，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电影出了给人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和冲击之外，更多的留给我的是思考，完全不能抑制的思考。
外表冷峻的国安人员，在真实的他人生活场景下，做出了令自己都惊讶的判断，值得欢呼和庆幸，人性未在某政权的重压之下完全的泯灭。亲人的背叛却有他人在良知和道义上的帮助。当看到影片的结尾部分，当男主人公听到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幕，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没有必要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完全失控。影片的结尾极其的不落俗套，这种电影的震撼程度，远远优胜于好莱坞特技大片视觉带来的感官刺激。
有人写的影评非常深刻也很沉重，特也在此转来，供网友一阅，若您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就行动吧，我恨晚啊。Die Sonate vom Guten Menschen.
以国家之名的罪恶－－-评《窃听风暴》 （转载）
谨以此文献给那个遥远国度的曾被监听的人们，也献给正被监听的和将被监听的生活在“社会主义阳光下”的我们，愿我们的孩子们可以生活在一个畅所欲言的中国。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向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自从我们9年前开始停止统计自杀的人数，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过东德那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会主义。” ———-节选自《窃听风暴》的台词
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墙被数万东西德普通公民合力推到，在高墙倒塌的一瞬间，东德人如冲破堤坝的潮水般涌入西柏林，分隔近半个世纪的亲人们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欢笑、高歌汇成欢乐的海洋，从欧洲心脏发出的“Sehnen Phasen”响彻欧洲的夜空，那一夜全世界都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今夜我们都是德国人”。无数人喜极而泣的同时，在东德的各个海关口岸，一群群衣着光鲜大腹便便的东德官员们正焦急万分地等待着飞往南美的航班或者开往苏联的列车，他们听着西柏林方向的震天欢呼看着灯火辉煌的西部，略带惊恐地沉默着，然后踩灭烟蒂离开这个他们曾经作威作福的国家逃匿天涯。而在这个被狂欢攻陷的城市的某个地下室里，几个带着职业性冷峻表情却掩饰不住喜悦的人走出堆满信件的检查室，走向了未知的新世界，这其中就有我们的主人公—戈德·威茨格尔，前东德秘密警察，他所在的机关就是号称“情报皇冠上的珍珠”的史塔西—东德共c党控制下的“盖世太保”。
时间倒退四年前。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东德情报人员威茨格尔接受了一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任务—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在这个全国有三分之一人被监视，90000情报人员渗透社会各个层面，130000生活在普通人身边的告密者的国家里，这并不算什么。况且他还是个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受审者意志，取得口供的专业级特工，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c党员的无私付出。这点对于他的上司库尔威茨上校、文化部长乌诺和党机器来说再重要不过了。
很快，威茨格尔便发现了他的监听对象不过是一对有着极平凡生活的夫妻。他们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在体制内尽力满足各自对艺术的忠诚与执着，并赢得盛名。威茨格尔记录着他们每天的生活，包括他们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观点，甚至做爱。当然，克里丝被迫委身于乌诺部长的则没有被记录下来。
改变来自作家德莱曼的一位同行好友艾斯卡。这位导演由于被当局认为并不忠心，禁止了他创作的发表已经5年。在德莱曼生日的当天，艾斯卡参加了聚会，并送来了礼物，他创作的《好人鸣奏曲》。并没有多久，德莱曼接到朋友电话：对创作解禁感到无望的艾斯卡自杀了。放下电话，德莱曼在家中弹起了《好人鸣奏曲》，而在监听室的那边，威茨格尔已经悄然落泪。从此之后，威茨格尔开始刻意地将监听报告中涉及意识形态的部分隐藏起来。出于对好友的自杀感到的愤怒，德莱曼搞到了东德每年因为政治迫害而自杀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写成了报道交与了柏林墙那边的《明镜周刊》，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段发人深省的文字。
报道的发表使得东德的安全部门大为光火，竭力寻找着告密者。而种种的迹象使得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德莱曼的身上。安全部门带走了克丽丝，开始关押审讯。克丽丝出于恐惧与懦弱被迫出卖了丈夫，供出了关键证据打字机的隐藏位置。威茨格尔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打字机事先取走，挽救了德莱曼。而克丽丝出于悔恨冲出家门，结果与迎面而来的汽车相撞身亡。
德莱曼躲过了被监禁甚至枪决的危险。但原本仕途光明的威茨格尔却因为监听任务的失败，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下层人员，而他所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个永无天日的地下室，发配他的则是他的老同学老上司库尔威茨上校。上校恶狠狠地说“20年啊，很漫长的时间”，只是他没预料到的是仅仅过了5年，那个他为之保卫的国家便在人们的欢呼中轰然倒塌。
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德莱曼在翻阅那些窃听材料时，终于了解了真相，并给素未相识的威茨格尔一个礼物—出版一本名为《好人鸣奏曲》的书。当威茨格尔走过书店，无意中看到德莱曼这部新书时，他买下了，当店员问他是否要包装时，他说“不，这是送给自己的。”（全片完）
好吧，想知道那段德国人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年轻人可以下载这部片子，关上灯好好欣赏，在这，我想借此片聊点德国历史政治偶尔会说点敏感的话题，如果你是坚定的党员或者小毛孩，请不要看下去了，脑袋空空地远比背负真相活得舒服。嗯，开始我们的讲述：
性欲 在片子中，你会发现，威茨格尔是个单身汉，他解决性生活的方式很不布尔什维克主义—-召妓。在东德这样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妓女应该是受官方严厉打击的对象，而她竟还能为国家安全局官员服务，这说明在官方的法律和准则里，普通公民嫖娼是违法的甚至夫妻间的性生活也是具有羞耻意味的，但体制内的官僚除外，他们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性欲。
别害羞，其实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宗教历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等等案例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专制集权的团体或国家都主张禁欲，甚至主张男女隔离。为什么如此？一时间还真是难说得明白，那么就借片中的威茨格尔来做分析吧。在没有监视德莱曼夫妇以前，他是个极其冷酷的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按时上下班严谨逻辑性十足地审问“犯人”给每个学生做量化考察等等，但是他好像缺了点什么，没错，他没有感情。如果你还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那么你不妨看几本伦理精神分析学派的著作，比如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相信你就会明白性欲对感情对一个群体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也会明白什么威茨格尔在第二天会潜入德莱曼的家抚摸他们夫妻做爱过的床单，也会明白为什么他会让德莱曼发现妻子的红杏出墙，更会明白为什么东德、苏联注定要垮台。
前面说过，在禁欲态度上，专制国家是分两种标准的，对公民严密控制对统治阶层极度开放。事实上，为德莱曼招来窃听之祸的除了他的才华还有他漂亮的妻子—文化部长乌诺的新猎物，而且他也如愿以偿了。但在片子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当克里丝决心离开乌诺时，他一个人惆怅地坐在宾馆的床边，像摊烂泥。的确性爱不是感情，特别是讹诈而来的性爱，而感情对那些冷血的官僚来说是天上的星星。
告密者 或许你想象不到，片子中秘密警察威茨格尔的扮演者德国名演员穆荷，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档案时，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当然，他不是唯一被亲人背叛的人。在东德，总共有90000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5000名告密者，这就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告密者，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而他们的报酬无非是如同片子中威茨格尔所说的“给麦克太太在协助调查中记录一笔”。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如此出卖良心？答案我们可以从文革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中找到—恐惧。还有，为什么一个国家政权需要这么多公民充当告密者，事无巨细地监视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不是代表人民的吗？答案更简单，这说明国家的权贵阶层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保护他们高高在上的权利和非法的万贯家财，他们压根不代表不了任何人，他们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兽性。
宗教 说到告密者，我想到了另一个群体，宗教界。很多关注德国统一后政治走向的同学都会发觉一个极其重要的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它在两德统一后长期垄断了德国政坛，包括东德唯一的非共c党总理德麦西尔和两届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一个右倾的带宗教色彩的党派会有如此大的能量？这就要从德国的社会历史渊源说起，自神圣罗马帝国时代起，宗教在德国（原德意志地区）一直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即使是在东德时期，教堂在表面上似乎也处在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下，很多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因此，1989年和平革命的许多领导者都出自宗教界，这也就是后来基民盟的前身。但表面风平浪静下是极其残酷的镇压。主教艾格特就因为拒绝与当局合作，而受到当局的无情打击，秘密警察们全天24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他的健康。当然，这并不是个案，艾格特主教只是受当局镇压的千千万万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这在整个28年民德的统治中司空见惯。
宗教作为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能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渗透的，事实上，在1989年后基民盟风光的背后，却是人们不愿触及的脓疮。据秘密档案显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当局合作，充当当局的告密者，包括德麦西尔，当时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同是上帝的奴仆，艾格特和德麦西尔却走上了不同的归宿，有人自始至终坚持了信仰而有人出卖灵魂给了魔鬼。
当然，你可以说基督教也曾经犯下了很多罪恶，在道义上也没那么光彩，只是我想说的是当时的神父们手上没有沾上鲜血，而且从历史的广度上看，专制政权比它还要嗜血。
孩子 在民德，或许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才不会惧怕秘密警察，比如那个和威茨格尔同乘一部电梯的金发小男孩。孩子抱着个足球一脸无邪地看着一脸冷峻的威茨格尔，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令每个东德成年人心惊肉跳的对话—-“你真的是国家安全局的吗？”“你这到国家安全局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就是那些坏蛋抓走了我爸爸”“是吗？”“你的。。叫什么？”“我的什么呀？”“你手中的球啊，你的球叫什么？”“你可真奇怪！球哪有名字啊？”威茨格尔沉默不语。
还好，孩子遇到的是已经动摇了的威茨格尔，很难想象如果他遇到的是别的秘密警察甚至是几个月前的威茨格尔，他的命运都将是黑暗的。我并不是在恐吓什么，要知道，在东德的28年统治里，有不少青少年就因种种“罪名”而进了“少年管教所”事实上的监狱受到残酷迫害，如同在文革期间，中国各地都有的“十三岁少年反革命案”“十五岁少女反革命案”。在二战结束后，留给德国的除了遍地焦土还有许多拖儿带女的单身母亲。她们不堪忍受高压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c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直至今日。
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儿童少年不是号称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吗？为什么一个个血腥的事实让我们痛苦地看到那些教科书图片笑脸背后的斑斑血泪？是什么让国家机器连孩子都不放过？是什么人甚至惧怕孩子的一句童言？
答案，或许不用说明了吧，我只想说的是—-当面对孩子灿烂无邪的笑脸还能举起屠刀的，就不再是人而是魔鬼了。
说得已经够多的了，我害怕再揭露那段血腥阴暗的历史，我会崩溃，抽根烟后，思绪又开始飘到千里之外那个诞生了马克思、黑格尔、歌德等等伟人也崛起了希特勒、昂多纳等等枭雄的国度，我略微惊讶地发现：当德国人拷问自己时，他们有了辉煌的文明；当他们拷打世界时，就有了一战二战，同样，当他们自虐时，就有了民主德国；而当他们清醒时，就有了柏林墙的倒塌。
当然，一个把公民当作敌人镇压的国家是不值得为它的覆灭而叹息的，相反，我们应该踩在它的尸体上欢歌，庆祝我们所夺回的未来，也为每一个曾经被它夺去自由、幸福甚至生命的普通人默哀祈祷。影片没有一个柏林墙的镜头，但既然我们谈到了东德历史，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绕过这堵墙，当它在机关枪的保护下建立时，注定需要无数发的子弹维持它的存在，而它保卫的不过是凌驾于1800万东德人头上的东德共c党和它身后暴虐的红色帝国。
让我们记住这些数字，一个残暴的政权曾经以“国家”的名义让一个民族流尽了鲜血和泪水，更可悲的时，那些普通人的名字早已经无从查起，留下的只是染血的数字：
解密的前东德情报机关侦查档案一共有125英里长，藏有21亿2500万页的案卷，重达6250吨， 每一英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它记录着东德1800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28年东德统治中，1700万人口的国家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175000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告密者。其中告密者形形色色，或许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知己、好同学、饭局上的陌生人、卖报的小孩，或者那个遵从当局给你开损坏脑神经的药剂的医生。这个令我联想起了苏联的肃反、大清洗，中国的文革、反右派，朝鲜的清洗延安派等等时期，那个路人皆目的时代，同样，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境上有70万枚地雷，6万枝机关枪，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其中著名的柏林墙全长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墙104.5公里、水泥墙10公里、铁丝网55公里。墙高约3.6米。沿墙修建了253个了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坦克的壕沟。那么滴水不漏的防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普通公民逃离到国外。
即便如此，仍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有78000人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而他们“危害”的行为可能仅仅是说了句“东德不如西德好”或者像片中那个冒失的年轻人一样拿罗里克总书记说笑话。
至1965年起，总共有5000东德人越过柏林墙逃出，至少255人在越境时死亡，其中的171人是在试图越过市中心的混凝土墙时丧生的，而开枪的正是号称要保护他们的东德人民军士兵。
。。。。。。
德国人不愧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历练下的成熟民族，就连控制国家也是组建了一整套严密复杂而又精确的体制，在这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维系他们组织的不是什么工资、升职、房子，而是恐惧，深深的恐惧。在上面的数字和例子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体制对普通人的镇压，而事实上，在体制内也充满了阴谋、窃听、暗杀等等“红色恐怖”。就拿片子中的文化部长乌诺和库尔威茨上校来说吧，乌诺打压德莱曼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德莱曼是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更是为了占有他的老婆克里丝；而库尔威茨上校也不仅仅是因为保卫官方意识形态和献媚部长，更深地还有勒索部长得到升迁的意图。这样互相利用你尔我诈暗中放箭就成了整个东德政权事实上真正的“主义”，至于所谓“马列主义”那只是个遮羞布，而这就是专制制度下必定全民犬儒主义化，比如片子中那个冒失的年轻情报员和库尔威茨上校就毫不在意地嘲笑罗里克总书记的愚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1956年起，官方也是有着严密控制社会的意图，只是那帮从延安窑洞出来的土冒除了掀起一个个有始无终破坏力远大于控制力的群众运动外，却拿不出一套构建官僚统治的架构，当然，从成本角度、领导人性格来看，在中国发生的可悲可怜的混乱的确不可能同于千里之外的东德。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在柏林墙射杀逃亡者费希特的下士施莱伯的案子。在事件过去的35年后，他被联邦德国法院被判处缓刑21个月，而他一直否认自己有罪。这个案件涉及到一个新的极其深刻命题—作为普通执行者的责任或者受害者追求正义的尺度有多大，到底谁该为罪恶负责？那些处于高位的领导人可以说“我手里没有沾上鲜血”；普通的体制内人员也可以说“我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我们没有违法。更何况法律是全东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也就是全东德人承认的。”；而那些平民告密者则可以说“我们是被迫的，当时所有人都在出卖别人”。好吧，到底谁是凶手？
我就以一个前东德部长说过的话作为参考吧：“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同样，我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在没有犯任何过错就被政权剥夺自由甚至生命时，你还会拥护这个政权吗？你的良知何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两德统一后有很多执行者、告密者受到审判，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也不需要被审判—-因为建立体制的维系体制的承认体制的恰恰是每一个普通的东德人。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21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特别是当下的中国社会。
不得不承认，中国还是个人治的社会，当德国人通过法律清算过去的罪恶、通过影片给历史做手术时，这个国家仍然对过去政权所犯下的罪行保持沉默甚至刻意隐瞒。一个敢于审视自己肮脏过去的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而一个没有赎罪感没有反思精神的民族根本不配谈“民族崛起”，充其量，它只是在延缓另一场残酷内斗的到来。当德国人摘下窃听耳机，最终走出黑暗的20世纪时，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有人正冷酷地关注监控互联网的屏幕，这个中国版的“监视风暴”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隐无声息却时时刻刻地上演着，只是我们扮演的却是德莱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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